抗日烽火中的民盟前辈——胡愈之
作者/来源:群言出版社 发布时间: 2019-02-14 浏览次数:6653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民盟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成长起来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政治联盟。在民盟成立前后,民盟的领导人和主要成员都为抗日救亡运动做了许多工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充分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伟大、高尚的人格情操。值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重温民盟前辈于抗日烽火中的英勇业迹,必将使我们加深对盟的了解,以盟为荣;学习和继承民盟前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新贡献。

 

★以笔代刀出书刊宣传抗日 肩负使命下南洋鏖战星岛

  1931年“9·18”事变发生,时为上海《东方杂志》编辑的胡愈之即于《社会与教育》周刊上发表《尚欲维持中日邦交乎?》一文,第一个提出断交宣战的抗日主张。以后又在《生活周刊》发表文章,以其国际问题专家的犀利眼光分析指出:对日本的侵略“非取断然措置,便是投降。”预言“日本对我国东三省的强暴侵略行为,亦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从此与邹韬奋相识,共同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后来,因杨杏佛被反动派杀害,邹韬奋被迫出国,就由他接替邹韬奋继续出版《生活周刊》宣传抗日救亡,对推动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他还帮邹韬奋办起了生活书店,编辑出版了不少宣传抗日救亡、民主进步的书刊。于是,胡愈之成了反动当局“黑名单”上的目标,不得不于1935年后,出走去香港、莫斯科,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接上头,又返回香港、上海,以救国会的身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抗日民主力量。

  1936年回到上海,适逢“七君子”事件,于是在救国会并未有职务的胡愈之担负起声援营救的组织工作,生活书店也成了救国会的联络机关。胡愈之以他在新闻文化界的特殊身份,联络了海内外著名人士和各种报刊介和营救活动,并成功地策划由宋庆龄、何香凝带头发起的“爱国入狱运动”,引起社会震动,迫使国民党政府无罪释放“七君子”,推动了群众性的爱国抗日救亡运动。嗣后,他负责救国会“星一聚餐会”的工作,团结各界爱国抗日人士讨论形势,商讨开展救亡工作。

  抗战开始后,胡愈之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常务理事、宣传部副部长,主要从事国际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每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向国际上宣传中国抗战发展情况,特别是使国际上了解共产党八路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以后,国际宣传委员会和范长江的国际新闻社合并,在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中立”的英法租界内坚持隐蔽的抗日救亡工作,深入工人、市民中开展宣传,举办训练救亡团体骨干的“社会科学讲习所“,出版《团结》、《上海人报》等,并创办“复社”,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让沦陷区的人民看到了抗日胜利的希望。

  此后,胡愈之到武汉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任五处处长,主管抗日宣传动员工作。武汉失守后,他按周恩来的指示到桂林开辟抗日文化阵地。在桂林,他被安排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文化部副主任。但主要还是以救国会的身份办《国民公论》,宣传抗日;举行“聚餐会”,团结千家驹*、张志让*、陈此生*等著名文化人士共商开展抗日文化工作大计,创办“文化供应社”,出版《国民必读》书库,为群众提供抗战救国的精神食粮。他继续参与迁来桂林的国际新闻社和生活书店的工作,桂林一时成了抗日文化的绿洲。

  但到1940年,由于国民党加紧迫害抗日民主活动,桂林形势紧张。胡愈之奉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转移去香港,并奉派去新加坡协助办好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在那里,他和张楚琨*合作,使《南洋商报》办成党的海外抗日宣传阵地,成为团结华侨一致抗日救亡的有力工具。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铁蹄踏向南洋。胡愈之发表社论《论保卫南洋》,并发起组织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开办青年战士干部训练班,向华侨抗日义勇军输送干部;组成宣传队到群众中进行抗战宣传。胡愈之并任“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执行委员兼宣传主任,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194224日,新加坡沦陷前,国民党竟拒绝他们入境回国,无奈他和沈兹九*、邵宗汉*、张楚琨*、郁达夫等28余人乘小船流亡到印尼,和党和祖国失去联系,直至日本投降,他回到新加坡,和党取得联系,奉命协助民盟新马支部开展工作,继续开展党的统战工作。

  众前辈抗日救亡各逞英豪为抗战民主同盟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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