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钧儒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故事
作者/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发布时间: 2019-09-18 浏览次数:2674


  1957年,沈钧儒(左一)与毛泽东握手合影。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1935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1936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声势更加浩大,沈钧儒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被选为15人组成的执委会常委之一。这年7月,他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广为流传,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于8月10日致函沈钧儒等人,该函刊登在10月30日的巴黎《救国时报》上,信中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

  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沈钧儒等4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随函毛泽东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请沈钧儒等审察其情,并告之他已委托潘汉年在上海与他们联系,以便彼此经常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增进友谊。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以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给予了充分的尊重,沈钧儒对中共加深了了解,救国会与民盟(救国会是民盟成立初期“三党三派”之一部分)和中共长期合作由此开端。沈钧儒的老友徐雪寒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对我一个人说: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徐雪寒对此感叹不已,“要知道当时长征方停,疲兵饥卒,不及万人,局处陕北不毛一隅之地,所谓‘有识’之士,已在纷纷预料红军必将消灭无疑。蒋介石也是自信‘剿共’已经必胜了。衡老的话,是多么有远见,多么洞识国情啊!”

  1937年11月,沈钧儒到达重庆后,与中共党员王炳南住对面。由此,沈钧儒与周恩来、董必武直接取得了联系。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中共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拒不出席,救国会的参政员沈钧儒与陶行知、邹韬奋、史良也拒绝出席。救国会对中共如此认同,自然招致来自国民党及社会上的非议,沈钧儒所领导的救国会是“共产党的尾巴”的说法不时流传。沈钧儒对此的回答是:“共产党是人民的党,它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是得到人民拥护的,我们赞成它的主张有什么不好?这样做是光荣的。

  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后,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也于1946年5月3日到达南京,以南京的长江路梅园新村三十号、三十五号、十七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南京的办事处,同时以上海的马思南路一〇七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沈钧儒住在上海,经常往返于宁沪之间,与周恩来同志密切联系,谈论工作,分析形势,研究斗争策略。

  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国共和谈破裂后,周恩来奉中共中央电召返回延安。临行前,他把中共代表团在上海、南京、重庆三地办事处的住房委托中国民主同盟代管,亲自把钥匙交给沈钧儒,沈钧儒毅然同意。周恩来表示,从各方面看来,再经过几年的苦战,蒋介石对解放区的进攻是能够被粉碎的,无论南京或上海,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年初,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一些人所持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

  1948年4月30日,在人民解放战争面临全面胜利之际,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邀请民主党派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沪局的指示》,列出准备邀请的人员名单,包括沈钧儒在内共29人,其中在港的就有16人,《指示》提出,“讨论须征求各民主党派的意见,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的意见,并电告中央”。中共中央对二人的重视、信任程度,不言自明。

  沈钧儒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他毕生以救国为己任,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矢志不渝地奋斗了半个世纪。他不避险阻,通过长期锲而不舍的探索,从改良主义、旧民主主义,转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大革命时期,他与共产党人合作共事,从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看到了希望,逐步明确了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定的爱国意志和抗战立场,给予了他很深的影响。共同的志向与意愿,使沈钧儒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合作日益默契,最后成为肝胆相照、同舟共济的亲密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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