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民盟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民盟贵州省委原主委 何力

贵州民盟是一个严肃的政党组织，又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我加入民盟时唐弘仁、王德懋老主委都健在，盟员们亲切地称他们“老老”。2012年我接续顾久先生担任民盟贵州省委主委，交班一刻我对顾主委说“你也成‘老老’了”，他哈哈大笑。朗朗笑声犹在耳畔恍如昨日，而今我也已然进入“老老”之列了。

民盟盟员之烙印必然伴我一生，我的父亲何士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加入民盟的盟员，但入盟前我非但不知父亲是盟员，也不知民盟是一政党。尽管如此，我的民盟情结首先还是受家风的影响。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报效乡梓自小潜移默化。贵阳解放前夜我伯伯何士璇连夜画了一幅毛泽东画像，第二天一早伯伯和父亲举着画像上街迎接解放军进城，其欢欣鼓舞的心情以至于我每每听他们言及时仍可感受。1958年已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工程师的父亲主动向组织请求举家回到贵州参加家乡建设。在贵州推广“水轮泵”技术、筹建贵州机械工业学校等工作中完全吸引了父亲的精力和热情。1966年我刚入小学，“十年动乱”如狂飙袭来，随之而来的宣传导向越来越悖于认知，父母的眼神也越显茫然。不久作为“臭老九”的父亲从省机械工业厅农机处长岗位调到了厅所属机械研究所做普通技术人员。但父亲没有逍遥度日，他到惠水、遵义的边远农村和当地群众一起搞水轮泵把水从河谷提升到高坡，看到农民保住的收成，父亲说“今年我对得起国家给的工资了”。粉碎“四人帮”让父亲兴奋不已，他继续奔走于乡村进行科学实验，辛劳依旧，但精神状态迥然不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他们的这一项目获得了表彰。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得到批准，并作为发展知识分子入党的新闻在《贵州日报》报道。20世纪90年代初我申请入盟时，民盟贵州省委原常委、贵州工业大学范永发教授告诉我“你父亲50年代就是盟员了”。他是我父亲在贵阳高级工业学校（贵州工业大学前身的分支）任教时的同事和朋友，我回去问父亲“范叔叔说你是盟员？”（父亲当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他证实了范叔叔的话并告诉我当时和王铸青教授（著名地球化学家）、熊其仁教授（我母亲的表叔）和范叔叔都在一个支部，我这才知道父亲是盟员，而且他的许多我也非常熟悉和尊敬的朋友也是民盟盟员。

我了解民盟始于对先贤的景仰。在贵州工业大学任教时，一个期末我恰巧和陈君德教授（他当时是民盟省委副主委）在一个教室监考，他向我简单介绍了民盟并希望我加入，说实话当时他介绍的民盟情况我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他说了许多让我如雷贯耳的名字，他说李公朴、闻一多是民盟盟员，钱伟长、费孝通是民盟盟员，梁漱溟、苏步青是民盟盟员，总之他说了十几个名字时至今日我还能一个不落地道出，我当即就表示有兴趣加入民盟，我对民盟的了解就始于这一份朦胧。那些文化巨匠、教育宗师、科学泰斗在我而言早已膜拜，但我不知道他们都有民盟盟员这一身份。我加入民盟的初衷就是以他们为榜样以学问和知识报效国家，也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入盟后参加组织活动多了，对民盟逐渐有了新的认识。贵工民盟支部的盟员大多是学校各学科的佼佼者，但他们关注学校、关注教育的很多见解却折射出盟员视角。再细想那些早已是我人生偶像的先贤，虽然专业领域和学术背景各自不同，然作为民盟盟员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满腔的家国情怀，就是“奔走国是、关注民生”，我从朦胧中渐渐感悟到民盟是一个承担有严肃使命的参政党。我作为盟员的成长也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一是不断学习以消减无知，二是在现实中不断感悟以得笃行。多年来我多次到省和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到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浦东和延安干部学院学习，从马列经典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中共党史到共和国发展史，从民盟与中共的风雨同舟到统一战线理论，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到世界格局专题研修，应该说有了比较系统和持续的学习，将学习体会感悟逐渐于日常践行。王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作为一个教师、一个盟员、后来又在不同行政岗位上担责履职。教学科研、建言献策、为官一隅都是我期望能以所学回报社会的着力处。多年之后我逐渐悟得要实现初衷夙愿的知行合一，大抵是要有几个要素的汇集。一是忠诚国家、热爱故土、对担当使命之信念坚守和能力进取，即所谓致良知。二是辨识大生态和小环境，即关注潮流、趋势、前沿，把握现实和机遇。三是探求至善，即不断格物以求新知，常持没有最好之心态。四是自知之明，即始终了然自身之软肋，不断反省既往之误之过并究其源。现在看来专研学问、参政议政、从政为官虽各有其行事之道，但只要基于把事情做实做好这一出发点，这些必备的要素却是如此相通。在我而言，家庭的影响润物无声，大学毕业我原本可分配到哈尔滨工作，而我之诉求是回贵州，幸得母校关怀调剂至贵州省高教办报到使我得遂心愿。所谓“大生态、小环境”并非说事事顺风顺水（这未必是好事）。但我们这一代人历经之时代变局和科技日新则是所处之大生态。就我个人而言，在那“读书无用”时代，却仍相信“数、理、化”走遍天下，高中毕业就恰逢恢复高考成为时代幸运儿。到贵州工学院（贵州工业大学前身）后又得几位志趣相投的青年教师结成科研团队，也算取得了一些成果（以今天贵州高校的科研实力看来，这样的成绩早已微不足道）。得益于团队的坚持，学校、省以及国家的支持我才得以相继主持承担省重大科技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973前期项目，并牵头组建了贵州省第一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入盟后贵州工业大学（2004年后贵州大学）党组织和民盟组织，把我既作为青年科研骨干更作为年轻盟员给予关注和培养。在民盟组织的推荐下我先后当选了民盟省委委员、民盟省委副主委。2001年我任贵州工业大学科技处副处长时，发现从分管校长到正副处长都是民主党派成员，对一所贵州的重点高校而言，科研当属最重要的阵地之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基层的践行，以及学校党委用人的不拘一格由此可略见一斑。之后我成为省政协常委（2003年）、省人大常委（2008年），作为民盟方面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建言献策。2005年组织委派我任贵州科学院院长，当时作为党外干部担任省直单位正职在省内也引起了一定反响。在贵州科学院工作的八年是我学习和积累行政管理经验的重要时期，也让我切身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干部的培养和使用绝不是所谓应景的“花瓶”，而是放在有职有权的位置上历练。也是那些年的经历让我逐渐学会从全省科技发展的视野，既从科技创新也从科技管理的角度关注和思考贵州科技的发展。

2012年我当选民盟贵州省委主委，历届主委在我心目中灿若星斗，民盟主委的责任确实令我惶恐，只怕在我任主委期间贵州民盟工作止步不前，甚至倒退滑坡。好在中共贵州省委领导有力，各级党政和部门对民盟履职鼎力支持，全省各级盟组织和广大盟员奋力作为，这才使得我任期内贵州民盟各方面工作总体上得到了新的发展。然我也了然于胸，一些工作本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工作却没有做好，还有一些工作则是有了思考而没有去做，成为至今每每反省时的遗憾。

我任主委期间窃以为比较满意的大概就两件事。

一是在贵州民盟推动了新时代下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优势何在以及怎样发挥的思考和实践。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是参政党履职的核心职能。“人才济济、联系广泛”是社会各界经常给予民主党派的评价。然而这一评价形成并被广泛认同的语境，是在20世纪中叶国民平均受教育程度还十分低下，由数百、数千名对中国社会有深刻认识和研究的社会精英结盟而“奔走国是”时代，而当今各民主党派成员在总的知识分子群体中无论是数量占比抑或是结构状况，客观的时代反差已不可相提而并论。中共十八大以来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能力已然成为各民主党派履职承压的焦点。良策诤言来自深入的调查研究，民盟调研报告的形成通常有两种途径，一是盟内专家对调研所涉领域已经有长期深入的关注和研究。比如费孝通先生长期研究乡村经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费老仍在甘肃的乡村开展调查，他一生提出的良策诤言对国家乡村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般学者云集则可谓“人才济济”。第二条途径则是在盟内组织、申报、调研、结题的传统流程。对民盟的省级组织而言，即便在传统关注的文化、教育、科技领域，以第一条途径开展调研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这条极佳之途径往往也折射出现今“人才济济”盛名之下的窘境。第二条途径客观而言，盟员对参与调研非常踊跃，总挤出业余时间完成调研任务，但这一机制给调研质量引入了先天缺陷。“优势无从谈起、劣势充分显现”这是民盟贵州省委反复讨论的“痛点”。一是欲以盟内专家的长期研究契合每年调研选题是民盟的人才库所不能支撑的。二是由不同单位、不同专业背景的盟员组成的小组用业余时间开展调研，较之党委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或院所高校的专业研究团队当无优势可言。三是就每年调研所涉及的具体领域而言，临时组建的团队无论是平日的关注积累还是获取和甄选有效信息的能力方面都不具优势。专业机构调研具有职业性，确定调研目标和形成调研方案后，往往大量时间用于实地调查，最后完成调查报告，整个流程是一个橄榄型。民盟通常临时组合的调研团队，在方案设计和结果分析整理的环节往往表现出非专业性和粗放性，加之用有限业余时间完成实地调查，不充分、不深入，总体呈细条形结构。在认真分析调研机制中的“痛点”基础上，对民盟传统的优势再剖析，大家认为“人才济济、联系广泛”的党派优势仍在，但不能滞留在数十年前的形态而应与时俱进，并在调研工作中探索实践。一是我国政治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统一战线的制度优势已成广泛共识，民盟围绕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和社会关切建言献策受到各界的关注和支持。几年中贵州民盟探索与相关部门和院所高校建立了共同立项联合调研的机制，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主动帮助和参与民盟调研，了解政策导向、突出问题及演进趋势的信息渠道和资源得到了极大丰富。二是充分发挥盟员参与调研的热情。以往数千盟员中能够参与调研的仅以千分之一、二计。几年中贵州民盟针对最重要的年度调研课题，由盟内外专家共同谋划和设计出统一的走访提纲和访谈要点，各地盟员3至5人一组用一天在一个点开展实地调研，每次参与者几近三千，在很短时间即可完成数百上千个基层调查点的实地调查。三是在专题调研的流程布局和架构设计中探索出民盟特色和优势。几年中贵州民盟探索发挥与相关部门和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度合作的优势，用大量精力将这种优势发挥于反复研究选题的内容和切入点，从政府、行业、社会各个维度的视角，以及开展调查的可及性、可行性等方面的考量，谋划和制定调研方案，调研前对实地调查的盟员开展全员培训，人手一份详尽的调查提纲和走访指南，盟员多是中高级知识分子，调查的标准化保障了采集信息的质量。每次重点调研可采集到十几万甚至几十万条有效数据，这在原来的调研模式下是不可能在有限时间内完成的。对调研数据的统计和调研报告的完成是调研流程中投入精力最集中的环节。参与调研的盟员，有许多高校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通过他们集中组织和指导高校相关专业在读研究生进行数据的归类、统计和整理（调研的后期通常正值高校暑假），这一批生力军的加入大大加强了用现代技术处理信息的能力。民盟省委邀请各界专家对调研结果及数据统计分析得出的规律进行多次研讨，并通过民盟各级组织听取地方和基层的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撰写《调查报告》初稿，进而从各个层面反复讨论修改后成稿。一份调查报告的完成历时10个月左右，大块时间用于方案顶层设计以及后期的数据分析和报告撰写，中间仅用10天左右的全省盟员“大调研”衔接，这就形成了几年中贵州民盟重点调研流程的“哑铃”状特征。几年中贵州民盟完成了《贵州省县乡远程医疗实施状况调研》、《贵州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经济及从业状况关联社会调查报告》、《贵州省制造业企业工人素质与企业状况关联社会调查》、《贵州省农村（集镇）居民文化生活社会调查报告》等重点调研。这些调研报告受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对调研所提建议进行了切实的落实和部署，省人社厅邀请民盟省委参与职业培训工作“十四五”规划的制定。调研成果和调研模式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扬，在我省民主党派调研工作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调研的机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时代下民盟“人才济济、联系广泛”的缩影。我自己也欣慰于为民盟调研工作的探索和实践出了一份力。

我担任贵州民盟主委期间另一件感到宽慰的事就是推动整理出版贵州民盟档案资料。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新中国成立前贵州就有民盟成员活动。老一辈盟员中或早年就与王若飞、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交往甚笃，或与周恩来、蔡和森等勤工俭学于欧洲，或在至暗时期传播《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或努力从囹圄中营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或策划促动王家烈起义，或护城护厂迎接解放，更有重庆解放前夜与一众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一同被害于白公馆的贵州盟员黎又霖烈士。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中央推动贵州整理盟务，使贵州民盟组织及其活动走向正规化和规范化。有盟员列席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共襄国是，亦有盟员在政府委员、部门要员、省政协、参事等岗位参政议政，与中共肝胆相照建设家园。这些珍贵史实或点墨片纸尘封于各地档案，或零零星星散落于社会，或日渐模糊留存于知情者记忆。我入盟时新中国成立前后贵州民盟活动的领导者、参与者和见证者还存些许硕果，到我任主委时贵州民盟早期的领导人已悉数仙逝，参与者和见证人也已凤毛麟角，民盟往事成为零星传说仿佛依稀。更有甚者20世纪80年代贵州民盟组织恢复活动前后的档案资料竟呈现出许多残缺和空白，当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许多也已故去，尚存者也均垂垂老矣。因此民盟贵州省委决定抢救性地对贵州民盟的档案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整理。民盟档案整理的时间跨度分为两段，一是1946年贵州有盟员活动开始至1966年民盟停止活动。二是从1980年代贵州民盟恢复活动至2002年跨越世纪的时间点（民盟省委2002年换届）。我任主委期间，《贵州民盟历史资料集成1946-1966》共三册正式出版发行，第二部分则由新一届的民盟省委继续整理编辑。出版的民盟史料比较系统地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贵州民盟状况，其中不乏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文献，见证了贵州民盟从盟员零星分散的活动到集中统一的民盟组织建设，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贵州民盟与中共荣辱与共的史实，对当下的全省民盟组织和数千盟员都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传统教育，也为后人研究贵州民盟历史和贵州统一战线历史留下重要的史料依据。

以上文字于我自己是一个回顾既往、继续前行的思考，也望从我之经历折射贵州民盟承前启后的节点留下些许字符，以此文纪念贵州民盟成立7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