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精通12国语言，
尤其精于吐火罗文，
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他是北京大学终身教授，
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近70年，
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
他被誉为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却撰文三辞“桂冠”，成为美谈。
他是民盟盟员，曾说：
“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们。”
他就是季羡林。
今天（7月11日）是季羡林逝世13周年纪念日。

让我们一起缅怀这位“心有良知璞玉，笔下道德文章”的学者。

1911年，季羡林出生于山东省清平（现为临清市）县，

是当时全省最穷的县，
他的村子是全县最穷的村，
而他的家则是全村最穷的家庭。
他说六岁以前，不知肉味，
家里也没钱买盐，
就从盐碱地里挖土煮水腌咸菜。
偶尔在家境较好的亲戚家吃到白面馒头，
那滋味便“如龙胆凤髓”一般。
他在回忆录中描述童年：
“眼前没有红，没有绿，是一片灰黄。”
他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六岁那年，
远在济南的叔父接走他，
期望培养他长大，光耀门楣。

 季羡林儿时在官庄的故居
 
季羡林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大志向，
然而在十五岁那年的一次期末考试中，
他竟然考了全校第一名。
曾为前清状元的校长亲书一个扇面和一副对联，
以表彰这位全校第一。
这件事极大地鼓舞了他，
此后，他高中每个学期都考了第一。
后来他北上京城投考大学，
同时被北大和清华录取，
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因为清华出国机会多，
成为了钱钟书和万家宝（曹禺）的学弟。

 青年时期的季羡林
  

清华大学里名师如云，
陈寅恪是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主讲“佛经翻译文学”课程；
朱光潜是北京大学的教授，
在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课，
主讲“文艺心理学”课程。
季羡林回忆这段岁月时说：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
使我终生受用不尽……
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
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
由于旁听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
他由此也种下了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种子。

 季羡林的清华毕业证
 
1934年，季羡林毕业了，
一年后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协议交换研究生，
奔赴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
到德国不久，他便抑制不住思乡之情。
在日记里写道：
“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
想故国里的朋友。”
他还真诚地关心自己的故乡：
“一想到自己的家乡的穷困，
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
我就忧从中来，想不出什么办法，
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
我为此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
 

 1936年，季羡林（左）与同学在德国
 
1946年，35岁的季羡林从德国回国，
到北大报到后，
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说聘用他为副教授。
但过了约一周，
汤用彤又通知他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
季羡林不仅是北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
恐怕还是任期最短的副教授。
  

季羡林有一句名言：
“不薄西方爱东方。”
他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是北大最小的系，
教员只有七八人，学生更少。
但是从此，中国的大学有了东方学科。
季羡林担任系主任直到1983年，
在卸去系主任职务后，
他依然担任博士生导师。
季羡林在北大执教60多年，
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东方语言和研究人才，
其中不少成为学者、教授、研究员以及外交家、翻译家。
 
梵文被称为语言学研究的活化石，
吐火罗文更是一种失落的语文，
是世界上没有几个人能懂的绝学。
而季羡林对二者都尤为精通。
当初，他在哥廷根大学主要学习梵文和巴利文，
那么他是怎么开始研究吐火罗文的？
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渊源。
彼时，由于二战的爆发，
他的第一任导师被调往其他地方，
西克教授被安排作为他的第二任博导老师。
西克教授是著名的吐火罗文研究专家，
看到了季羡林优秀的语言学习天赋，
于是想教授他吐火罗文。
他最终也被老师的热情打动，
开始学习吐火罗文。
二战结束后，季羡林回到了祖国。
但他学习的吐火罗文无用武之地。
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
我国考古队在新疆发现了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残卷，
由于我国缺少对这方面文字了解的相关人员，
在经过了多方打听之后，
考古学家找到了季羡林。
这一次解读，使得季羡林对吐火罗文重燃了兴趣。
自此之后的数十年来，
他潜心研究吐火罗文，
使得我国在该项目的研究上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在国际的吐火罗文研究领域有了一席之地。

 吐火罗文
 
在后人对季羡林的评价中，
“治学严谨”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在德国留学期间，
瓦尔德斯米特教授曾将他写的一篇论文全部用括号括了起来，
表示整篇文章被“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掉了。
后来，教授解释说：
“你的文章费劲很大，引述不少。
但是都是别人的意见，根本没有你自己的创见。
看上去面面俱到，实际上毫无价值……
因此, 我建议, 把绪论统统删掉。”
这一番教诲对季羡林有着深远的影响，
后来他对自己的学生也遵循如此严格的要求。
 
晚年时，众人给予他诸多头衔，
如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
他撰文郑重请辞，远离虚名：
“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
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然而，辞世的季羡林，
还是没能摘掉这些桂冠，
“国学大师”的称号频现于媒体和公众悼评中。
  

季羡林曾说，“如果读书也能算是一个嗜好的话，
我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
他还自封北大教授中的“藏书状元”。
他家中大小房间，共有八个。
从地板到天花板，
满满当当堆得全是书。
册数从来没有人统计过，总有几万册。
其中有一些梵文和西文书籍，堪称海内孤本。
他的学生梁志刚也说：
“老师做学问十分认真，经常泡在图书馆，
第一个进去，最后一个出来。
有时候他到了，图书馆还没开门，就在门外等。”

 季羡林在家中书房查阅资料
 
从年轻时起，季羡林便养成早起的习惯，
大约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
有位记者采访季羡林，说他是闻鸡起舞。
他笑着说：“不对，是鸡闻我起舞。”
他通常是五点钟吃早点，吃完立即工作。
早晨的工作主要是写作。
季羡林兼职多，会议多，社会活动多，
有时候一天要有十来项“节目”，
只有清晨这一段时间属于自己。
几十年的时间里，
他利用这段黄金时间已经写出了上千万字的文稿。
  
季羡林很喜欢猫，爱猫成痴，
抱着猫坐在椅子上打盹对他就是最好的休息。
在散文《老猫》中，他这样说：
“我从小就喜爱小动物。
同小动物在一起，别有一番滋味。”
他养的第一只猫叫虎子，
脾气非常暴烈，见人就咬，
唯独对主人十分温顺；
第二只猫叫做咪咪，
是一只白色混种波斯猫。
他纵容猫咪在自己床上睡觉，
猫咪病重、离家，他也伤心欲绝。
2007年9月，季羡林从医院回到位于北大的寓所。
此时他离家已三年多，
但家里养的那只波斯猫一眼就认出了“老伙计”，
纵身一跳，跃入季羡林的怀中。
他感动得热泪盈眶，
对跟随的人说：
“谁说猫猫是白眼不认人，应该平反啊。”

 季羡林与猫
 
季羡林晚年除了养猫，还养过乌龟。
但是在所有动物中，
季羡林最喜欢的还是狗，
只是当时北京城里不允许养狗。
他在散文《一条老狗》里写道：
“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总会不时想起一条老狗来。
在过去七十年的漫长时间内，
不管我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不管我是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
一闭眼睛，就会不时有一条老狗的影子在我眼前晃动。”
老狗是故乡，是忠诚，
是童年的回忆，是对母亲的眷恋。
2009年7月11日，98岁的季羡林逝世。
他的外孙何巍说：
“现在北京城里可以养狗了，
只是喜欢狗的老人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