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闪耀的科学苍穹中，钱伟长是一颗独特的星辰。他横跨物理、力学、应用数学三大领域，是享誉海内外的科学巨匠；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心系贵州毕节，努力架设连接高端科技与贫困地区发展的桥梁。

“家国”二字，贯穿钱伟长的一生。早年负笈海外，他在物理学领域崭露头角，前途不可限量；然而当国家危难之际，他毅然放弃优渥的海外条件，归国投身建设。他开创了中国近代力学研究的先河，“钱伟长方程”“钱伟长方法”至今仍是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石；他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以科学之力筑牢了新中国工业化的根基。

然而，这位科学家的天地从未囿于实验室的四面墙壁。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期间，他秉持“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将科学家的严谨求实与民主党派的担当精神融为一体。他坚信：科学的终极价值在于造福于民，民主党派的使命在于为群众解难题。正是这份信念，让他与千里之外的毕节，结下了一段跨越二十余载的不解之缘。

上世纪80年代，毕节石漠化严重、交通闭塞、产业薄弱，是全国最贫困的区域之一。1988年，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正式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试验区。此时，已年过七旬的钱伟长，主动请缨参与到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中来。他深知，毕节的贫困，根源不仅在于资源匮乏，更在于科技落后、观念陈旧；毕节的发展，不仅需要政策支持，更需要科技赋能、人才支撑。

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他迅速组织专家团队奔赴毕节调研，足迹遍布乌蒙山区的山山水水。从石漠化治理现场到马铃薯种植基地，从乡村学校到乡镇卫生院，他倾听群众诉求，分析发展潜力，为毕节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在民盟对口帮扶毕节的历程中，钱伟长亲自牵头制定计划，协调各方资源，将技术、人才与项目源源不断地送到这片土地：针对石漠化，他组织专家研究治理技术，提出“种草养畜、退耕还林”的生态方案；针对农业低产，他引入优质品种与先进技术，建立“科技示范田”；针对教育医疗落后，他推动“烛光行动”“天使工程”，支教支医并大力培养基层人才。他反复强调，扶贫要“授人以渔”，让科技成为“造血”的引擎，让教育成为脱贫的根基，推动帮扶从“输血”转向“造血”、从短期转向长效。

岁月流转，精神永存。如今的毕节早已摆脱贫困，石漠化地区重焕生机，特色产业蓬勃发展，群众生活幸福美满。钱伟长虽与世长辞，但他的科学精神、民盟情怀与毕节记忆，将永远激励我们为乡村振兴、为建设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乌蒙山的破晓之光

毕节市位于贵州西北部，乌蒙山腹地，西邻云南，北接四川。这里多民族聚居，历史文化灿烂，资源富集，三省通衢。然而，也正是因为复杂的地理环境——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生态环境脆弱、土地贫瘠、人口众多，是名副其实“苦甲天下”的硬骨头。

1985年，国务院确定的乌蒙贫困片区中，毕节地区所辖的5个县赫然在列。这个面积2.68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境内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土地破碎，山地面积占了93.3%。居住在这里的有汉族、彝族、苗族、回族、布依族、仡佬族等35个民族。1987年，全区人均纯收入只有184元，600多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就有360多万，占60%，约一半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家庭，是一双双渴望改变的眼睛。

1985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看到新华社“国内动态”关于毕节贫困面貌的报道后，心情沉重，当即作出重要批示，要求贵州省拿出切实举措，改变这种落后面貌。这一批示，如同一道破晓的曙光，照进了乌蒙山深处的黑暗。

1988年，在经过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亲自倡导，并经国务院批准，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正式成立。这是全国第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试验区，也是中国扶贫开发史上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

毕节试验区自成立之初，便与钱伟长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10月，试验区成立仅三月有余，钱伟长便受国家智力支边协调小组委派，以专家组组长的身份，率领专家组对毕节进行了实地考察。

经过深入考察，专家组提出：毕节试验区需要制定一个全面的发展规划，规划内容要涵盖开发扶贫、生态建设和人口控制“三大主题”，以经济开发促进生态建设，寓生态建设于经济开发之中，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近期要重点发展“两烟”、铅锌、乡镇企业，变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形成支柱产业，增强发展后劲。

这一次考察，专家组帮助和指导毕节积极编制《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为脱贫谋划路径。这是钱伟长的第一次毕节之行。从此，毕节成为了他心中一直牵挂的地方，那片贫瘠而倔强的土地，那些淳朴而渴望改变的面孔，深深印在了这位老科学家的心里。

1988年11月，毕节地委、行署根据专家工作组意见，组织力量编制了《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初稿）》，并送交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专家工作组。专家工作组对初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议和讨论，提出了大量富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风雪中的蓝图

1988年12月，乌蒙山区寒雪如絮，连月不歇。从贵阳通往毕节的盘山公路上，一辆辆越野车裹着防滑链，在结冰的路面上缓慢前行。车窗外，裸露的灰岩山坡在雪光中泛着冷硬的光，偶有几丛枯黄的茅草在寒风中瑟缩，山脚下的土坯房屋顶积着厚雪，炊烟从破旧的屋顶袅袅升起，又被寒风撕碎。

一路的长途跋涉，没有让这位76岁的老人感到疲倦。他反而凑在车窗边，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毕节地图，不时用铅笔在标记着“石漠化区”“贫困乡”的地方画圈，嘴里念念有词，仿佛在与这片土地对话。这是钱伟长两个月内带领专家组第二次奔赴毕节——只为给刚成立不久的毕节试验区，量身定制一份“跳出贫困循环”的发展规划。

在为期6天的考察中，专家组或冒着凛冽的寒风，或迎着簌簌的雨雪，到农村，到厂矿，广泛接触干部群众和科技工作者，收集资料，现场考察。他们听取了地委、行署的汇报，并对试验区的脱贫、生态、交通、电力、教育等6个规划进行了初审。期间，专家组对发展规划初稿进行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

这批专家，是受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委托，专程来到毕节试验区的。他们中，不少已是头发花白的古稀老人，但个个精力充沛、劲头十足，一下车就投入了工作，先后考察了纳雍、织金等地，加深了对毕节试验区的认识。

在发展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钱伟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原则，充分听取当地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将专家的智慧与当地的实际紧密结合。他常说：“规划不是给上级看的，而是要指导实际工作的。只有符合当地实际、得到群众支持的规划，才能真正发挥作用。”这句话，体现了他一贯的务实作风和为民情怀。

当时，专家组和毕节试验区负责编撰规划的人员在规划的形式和内容上产生了不同意见。有的同志认为应制定一个脱贫计划，解决眼前的温饱问题；有的认为应当制定一个战略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两种意见相持不下，讨论十分激烈。

“毕节试验区建立的根本目的是改善生存条件，促进超常规的发展。”钱伟长一锤定音，他说，“没有发展，没有全区域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无论是开发扶贫，还是生态建设，都是无法最终获得成功的。”这番话，既有战略家的远见，又有实干家的务实，为规划的制定指明了方向。

最终，专家组与贵州、毕节的领导及同志们达成了共识。在专家组的具体指导下，1989年4月28日至30日，四易其稿的《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北京召开论证会并顺利通过。经过论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整个规划有较强的科学性，是可行的。

《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作为一个地区的发展规划，得以在北京召开论证会，尤其是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智力支边扶贫协调小组的支持和组织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的主要领导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参加论证，在整个新中国的历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毕节试验区的高度重视，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独特优势。

论证会《纪要》指出：“规划的实施，其意义绝不仅仅在于解决毕节地区当时570多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对贵州乃至整个岩溶贫困地区改变面貌、脱贫致富、改善生态、振兴经济，将起到积极的探索作用。”这段话，既概括了开发扶贫、生态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指出了试验区将为探索发展新路子作出贡献的历史使命。

通过论证的《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共包括《总体规划》和《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能源与交通建设》《地方工业与乡镇企业》《人口控制与智力开发》《科学技术发展》等五个子规划，涵盖了刚刚建立的毕节试验区从1988年至2000年这一较长发展时期经济社会全方位协调发展的方方面面，有很多具体的具有全局意义的内容。

《规划》的正式出台，标志着毕节试验区稳稳地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钱伟长等人功不可没。这份规划，如同一幅精心绘制的“毕节蓝图”，为刚刚起步的毕节试验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此，毕节试验区在这份规划的指引下，开启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而钱伟长与毕节的故事，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智囊团的组建与使命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毕节，是一块贫瘠多灾的土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人口急剧扩张，人民生活贫困程度很深，可谓“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这句民谚，道尽了毕节人民世世代代的辛酸与无奈。

对于这样的地方，规划的出台只是试验区迈向跨越发展的第一步。如何以创新之举、务实之力进一步推动落实，则是更具考验性的现实课题。规划再好，如果落不了地，终究只是一纸空文。

《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通过论证后，为了推动该规划的实施，在组织上、制度上保证对试验区的工作指导不断线、不脱节，经多方酝酿，由农工党中央咨询部代起草了有关组建顾问组的申请。申请提出：“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以及原赴毕节地区专家考察组的关怀下，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为了使论证后的发展规划能够如期贯彻执行，特别是使起关键作用的启动项目尽快能够落实，在论证会后，立即着手组建‘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支援毕节试验区规划实施顾问组’。”同时，申请提出由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担任组长。就这样，刚刚成立的毕节试验区又赋予了钱伟长新的使命。

1989年9月20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批准成立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共同组建的“支援贵州毕节试验区发展规划实施专家顾问组”。至此，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作为智力支边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正式走上了毕节改革发展的历史舞台。

顾问组由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选派的高层专家组成，钱伟长任第一、二、三届组长和第四届总顾问。这支队伍汇聚了各领域的顶尖人才，他们中有农业专家、水利专家、教育专家、经济专家，每一个人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这样一支高规格的专家团队，为一个地区的发展持续服务二十余年，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

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自成立之日起，就承担起为试验区改革发展出思路的重要职责。专家顾问组通过与毕节地区党委、政府负责人积极保持联络联系、每年例行到试验区考察等方式，主动掌握试验区发展实际情况，进一步针对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个领域、某个方面开展有针对性的研究，为试验区改革发展建言献策。

1989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成立后，为确保《毕节地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发展规划》顺利实施，钱伟长、常近时先后带领专家顾问组到毕节开展深入调研。在充分掌握毕节试验区基本情况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把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进行合理分解，建立试验小区，通过试验小区的突破来促进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的思路。这一思路，体现了“以点带面、循序渐进”的务实精神，既避免了盲目铺摊子带来的风险，又能够集中力量在关键领域取得突破。

以此为核心，专家顾问组指导毕节地区制定了《1990—1992年试验区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1990年4月，贵州省委、省政府在毕节洪山宾馆召开的毕节试验区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对《方案》就试验区建立初期的发展思路、改革路径、改革方式的设计表示充分肯定。

在毕节试验区成立之初，《方案》的实施，起到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成效。尤其是将试验区“三大主题”进行分解，通过建立试验小区来分别承担“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改革试验任务，各个试验小区主题明确、改革试验程序规范，并且特色鲜明。这种“小区突破、带动全局”的做法，对毕节试验区建立初期全面、深入推进大规模的改革起到了分散风险、分解难点、积累经验、提供示范的作用，为推动整个试验区面上的工作探索出了成功之路。

期间，在钱伟长的带领下，专家顾问组还就毕节地区积极构建商品渠道、发展资源优势、以发展商品经济为目标大力培育“两烟”支柱产业，以“3356工程”“坡改梯”“三茶一林”“治水保土”等生态建设骨干项目为依托大力抓好生态建设，深入实行把开发扶贫和生态建设相结合的“五子登科”农业综合开发模式以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1994年，民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左三）在七星关区何官屯镇考察扶贫工作。

在专家顾问组的建议和推动下，毕节试验区建立初期的各项工作得以有序推进。以乡镇企业发展为例，毕节地委、行署充分吸收了顾问组的意见和建议，结合毕节实际制定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实行非均衡推进，沿镇、沿路、沿资源密集和条件好的地区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重点倾斜”的发展思路。在铅锌、钢铁、煤炭、化工、种养加五大产业系列化产品开发上实施重点突破；走“采选冶”“种养加”系列化、“产供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的发展之路；培养和依靠主导产业、骨干企业、龙头产品辐射千家万户，三大产业全方位协调发展。

这一系列举措，促使毕节的乡镇企业在经历了1989年至1991年的大滑坡阶段后，于1992年走出低谷，进入回升发展阶段。1992年底，全区乡镇企业总产值达到145486万元，为起步阶段的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家庭生活条件的改善，是成千上万农民脸上绽放的笑容。

“毕节试验区的工作已经开始起步，而且走得不坏。”这是钱老对试验区起步阶段工作的评价。话语朴实，却饱含欣慰与肯定。

重点推动，点燃发展引擎

重大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一个重大项目，就是一个领域的经济增长点，就是一方百姓的希望所在。

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成立后，在钱伟长的带领下，积极发挥顾问组成员党派领导、行业专家的身份优势，通过直接给国家领导人或国家部委领导写信，在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递交提案等方式，为毕节试验区的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立项建设等奔走呼吁，促成了毕节试验区一大批重大项目和重要政策的落实，为毕节试验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烟”产业——烤烟和卷烟，曾是毕节的重要支柱产业。在试验区建立以后的10年间，新的支柱产业尚未完全发展起来，“烟财政”依赖性强，“两烟”的发展对地区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7年至1998年，由于全国范围内连续两年烟叶严重超种超收、超储，致使全国烤烟库存远远超出了需求量，国务院要求大幅缩减烟叶种植面积与烤烟收购量。这对于毕节试验区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一旦大幅削减烟叶计划，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烟农将失去主要收入来源，刚刚起步的脱贫进程可能因此倒退。

“陡然大幅度削减烟叶计划给贵州毕节这样以‘两烟’为支柱产业的贫困地区带来了负面影响，将严重影响解决贫困农民温饱的进程，如不采取措施，毕节将有可能拖全国在2000年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的后腿……”在了解了毕节面临的严峻形势后，钱伟长心急如焚。他以专家顾问组组长的名义，给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亲笔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陈述了毕节的困难，同时提出了两点解决问题的建议。

很快，朱镕基总理对钱伟长的信作出了重要批示，并请国家有关部门就钱伟长教授提出的情况进行研究。得益于钱伟长的积极呼吁，最终国家有关部门酌情就毕节试验区的情况进行考虑。为此，毕节地区在此次全国范围调减烟叶种植面积与烤烟收购量的行动中受到的影响得以降至最小。时至今日，“两烟”产业依然在毕节试验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例，成为试验区改革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支柱型产业。

毕节试验区建立之初，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交通方面，全区没有铁路，也没有高等级公路，仅有的5759公里公路中，等级外公路就占了3534公里，公路等级低、质量差。这样的交通现状，与毕节地区丰富的资源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守着金山银山，却因为路不通而运不出去，这是毕节人民心中最深的痛。

早在1988年钱伟长第一次到毕节考察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交通是制约毕节发展的最大瓶颈。他提出：应修一条铁路连接四川的长江岸边，将煤炭顺流而下，由号称“黄金水道”的长江运至武汉、南京、上海。这样既可使毕节丰富的煤炭资源得到商业开发，同时还可缓解长江中下游诸多大中型城市煤炭供应紧张的局面，此外还可提高长江全水道的航运功能。钱老的意见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自此之后，修建涉及川黔桂三省区五地州市的“隆八”（隆昌至八渡）或“隆黄”（隆昌至黄桶）铁路正式被提上议事日程。

1997年5月，钱伟长到毕节试验区例行考察期间，对毕节试验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10条宝贵意见。其中关于隆黄铁路一事，他特别强调要“猛攻铁路”，争取“十五”能立项。这个“猛攻”二字，道出了钱老对这条铁路的殷切期盼，也体现了他一贯的做事风格——认准了的事，就要全力以赴。

在专家顾问组的不懈努力下，在贵州、四川、广西等地的共同争取下，隆百铁路（隆昌至百色）正式列入“十五”国家交通综合发展规划。2011年3月，织金至黄桶68公里的铁路建成通车。

2023年底，叙永至毕节段全线建成通车，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第一列火车呼啸着穿过乌蒙山区的崇山峻岭时，钱老虽然已经看不到了，但这条铁路，就是他为毕节留下的最坚实的遗产之一。

“要重视教育，要培养出毕节自己的人才。”1988年，钱伟长第一次踏上毕节试验区的土地时就说了这句话。他深知，没有人才就会落后，什么事也干不成。但是1988年的毕节，全区的财政收入仅为3.02亿元，财政支出4.2亿元。由于地方财政主要精力都放在解决最基本的穿衣吃饭问题上，无法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事业发展举步维艰，有的学校甚至连像样的教室都没有。

钱伟长先后五次到毕节地区调研，每次都关注教育方面的问题，并积极引资资助毕节的教育发展。他倡议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11个单位捐资20万元，助建毕节地区试验中学；引进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池田大作捐资600万日元，建了两所希望小学。每一笔资金，都凝聚着钱老对毕节孩子的深情厚爱。

1999年5月，在毕节试验区建立10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专家顾问组提出建立毕节学院的倡议，并提出要将毕节学院办成一所高水平的、以服务于毕节试验区建设为主要目标的区域性高等学校，以适应毕节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为毕节地区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这一倡议得到了毕节地委、行署的高度重视，并就此提上议事日程。试验区将毕节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毕节教育学院、毕节师范学校三校合并，筹建毕节学院。经过多方共同努力，2006年4月20日，毕节学院正式挂牌。毕节学院的建立，是毕节试验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里程碑。2014年5月，经教育部批准，毕节学院更名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试验区的教育事业至此迈上了新的发展征程。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毕节的教育事业在钱老和专家顾问组的推动下，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

功不可没，伟业流长

曾有不少人问钱伟长：作为一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贯穿您一生的信念是什么？钱老的回答简短而有力——“一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这九个字，是他一生的写照，也是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当多年后我们再次翻阅历史资料，沿着钱老当年的足迹，回顾他为毕节试验区跨越发展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时，他高尚的人格与坚定的信念，感动了无数人。乌蒙山作证，试验区各族人民永远铭记。

1999年5月，毕节试验区十年总结暨研讨会在毕节举行。87岁的钱老不顾旅途劳顿，专程从北京再次赶到了让他魂牵梦绕、殷殷垂念的毕节。此后，因身体状况，钱老虽对毕节十分挂念，却未能再到毕节。但他对毕节的关心从未停止，他的电话、他的信件、他的嘱托，一直源源不断地从北京传到毕节。

研讨会上，钱老对毕节的发展势头十分满意。他说：“试验区从建立开始，就把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经过十余年的探索，经济建设、生态建设、人口控制都取得显著成就，这很了不起，是毕节地区一条很成功的宝贵经验，值得很好总结和推广。事实证明这条路子走对了，具有先见之明。”这番话，既是对毕节干部群众的肯定，也是对试验区发展道路的自信。

研讨会结束后，钱老偕夫人孔祥英，驱车100多公里，到毕节大屯彝族土司庄园参观考察。土司庄园旁边的小学里，教室外窗户前有许多孩子挤在一起，跟着教室内的孩子们朗朗读书。得知他们都是因家庭贫困而失学时，钱老夫妇急忙将口袋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陪同前往的人员，并最终落实资助了10名贫困儿童。回到北京、上海后，钱老夫妇俩又走家串户，联络10名教授，筹集资金，重点支持大屯彝族乡中心小学的18名辍学儿童重返校园，并一直资助到他们完成学业。

这一次的毕节之行，让钱老十分激动。他回忆道：“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经过黔西、大方，漫山遍野光秃秃的，一派苍凉景象；看见的都是老式板房，很少有玻璃窗，都是木条做的窗户，有的干脆就只有一个窗洞，什么也没有。现在大不一样了，山青水碧，高楼大厦林立，路也跟从前不一样了，变化真大呀……”从“光秃秃”到“山青水碧”，从“老式板房”到“高楼大厦”，这巨大的变化背后，凝聚着钱老和无数建设者的心血与汗水。

钱老一生五次奔赴毕节，为当地发展倾尽了无数心血、做出了诸多贡献。2008年9月，贵州省委、毕节地区行署授予钱伟长“毕节地区荣誉市民”的最高荣誉。这份荣誉，是毕节人民对这位老科学家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

2010年7月30日，钱伟长在上海与世长辞，享年98岁。消息传来，毕节人民悲痛不已。毕节日报社原社长刘衍奎在悼念钱老时写道：“从76岁到98岁，22个春秋，与试验区同龄，也是钱老的夕阳年华。钱老是毕节地区的‘荣誉市民’，他忠于职守，曾先后五次来到毕节，把自己的宝贵晚年和满腔热血无私地献给试验区，为岩溶贫困地区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之路，不惜呕心沥血、殚精竭虑，成为广大知识分子的楷模。他的业绩和英名将彪炳史册，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这段话，道出了毕节人民的心声。钱老留在这片高原上的深深足迹，早已镌刻在毕节试验区蓬勃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永不磨灭。

2018年7月18日，毕节试验区成立3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这是对毕节试验区发展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毕节未来发展的殷切期望。

东风浩荡，绿满乌蒙。今天的毕节，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统一战线的倾力帮扶下，在毕节市各族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不仅撕下了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标签，而且大踏步迈上了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新征程。

一个生态宜居、活力迸发、前景无限的美丽新毕节，正在乌蒙山水间强势崛起。当人们漫步在毕节的乡村田野，看到丰收的庄稼、整洁的民居、孩子们灿烂的笑脸时，总会想起那位曾经为这片土地奔走操劳的老科学家。他的身影，仿佛还在乌蒙山的山路上跋涉；他的声音，仿佛还在试验区的会议室里回响。

在钱老的身上，我们看到了“爱国、民主、科学”的民盟精神，看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更看到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赤子丹心。这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为实现乡村振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乌蒙山巍巍，赤子心昭昭。钱伟长与毕节的故事，如乌蒙山间的松柏，历经风霜而愈发苍翠；如毕节大地上的江河，奔流不息而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