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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同行——民盟与贵州 | 厉以宁的毕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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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的毕节情


□ 贵州民族报全媒体记者 杨文静

毕节市宗琳小学(今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实验学校)是厉以宁、何玉春夫妇用“亚洲文化奖”奖金捐赠修建的希望小学。图为2015年11月,厉以宁再一次到毕节市宗琳小学(今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实验学校)考察。(资料图片)

乌蒙山区,毕节路上,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留下了一张只印着一个职务的名片。

“上面有我在毕节的职务。”每当厉以宁在毕节考察调研时,总会郑重地向随行人员递上一张新名片,上面只印着一个头衔——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大家都很诧异,这与厉以宁的身份名望相去甚远——民盟中央原副主席、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改革先锋”奖章获得者、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著名经济学家、杰出的教育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但这张薄薄的名片,恰恰承载着他对毕节这片土地十余年的深情厚谊,也见证了他从“厉股份”“厉民营”到“厉三农”的身份转变。

2003年,厉以宁接任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这张只有一个职务的名片,让人们真切感受到了这个身份在厉以宁心中的分量。

1988年6月9日,国务院批复建立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毕节试验区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助推贫困地区发展的生动实践。

毕节曾是“苦甲天下”的典型:喀斯特地貌崎岖破碎,山高谷深、交通闭塞、资源零散、生态脆弱。在厉以宁眼中,这里的矛盾在于:它既不富饶,也不完全匮乏;既不是一穷二白,也不具备天然的起跑优势。

厉以宁走访农户、倾听地方干部介绍,脚下沾满黄泥。他提出了清晰而坚定的判断:真正的出路,不在地,而在人。

在厉以宁担任专家顾问组组长和总顾问的十余年间,他几乎每年都到毕节,带着问题调研、带着专家帮扶、带着企业对接、带着思路谋划,并先后在当地组织举办近30场培训讲座,在北大光华培训当地县处级干部300余人。他先后8次亲赴毕节,用心用情,尽职尽责,为毕节试验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

毕节山水间不仅留下了他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热忱与足迹,也见证了他对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和贫困人群前途命运的探索实践,更凝结着他对多党合作助力地方发展的深度思考与建言。

厉以宁提出的毕节试验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城乡二元体制理论、次发达地区发展理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大资本”转化为发展优势的理论等,以及民营经济发展、就业压力缓解、新型工业培育等实操方案,为毕节试验区的改革发展提供了指导,是当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智力源泉之一。

厉以宁不仅是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著名经济学家,是民盟的杰出领导人,更是一位将学术理论运用于贫困土地的实践者。2003年至2015年,厉老肩负起贵州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的重任。十二年间,他八次奔赴乌蒙深山,用脚步丈量毕节的山水,用智慧叩响这片土地沉睡的潜力,因其始终心系农业农村农民,而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厉三农”。

毕节的层峦叠嶂间,印刻下的不仅是他奔走国是、关注民生的热忱足迹,更镌刻着一位经济学家对贫困地区前途命运的深邃思考与大胆实践。他以其经济学视角,为毕节量身定制了一条发展之路,将高深的经济学理论,化为了驱动一方水土巨变的磅礴力量。

厉老曾有一句充满哲思的诗:“兼容并蓄终宽阔,若谷虚怀鱼自游。”这既是他为人治学的写照,也是他领导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的核心方法论。

毕节试验区作为多党合作共同推进区域发展的“试验田”,如何将参与建设的八个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是首要的挑战。每个党派各有专长,合作模式前所未有,形成合力的难度极大。厉老强调:“我们要以平等的态度、以平等参与者的身份参加毕节的扶贫。”

这种“平等参与者”的定位,改变了以往单向度“帮扶”的模式,建立了共同谋划、共同担责的伙伴关系。在厉老的统筹下,专家顾问组成了一个多维一体的高效智库,包括民盟的经济学智慧、民建的企业家网络、九三学社的科技资源……各民主党派的优势被精准激活、无缝对接,汇聚成助推毕节发展的强大“社会资本”。厉老曾精辟地指出:“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毕节来说,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是毕节最大的社会资本。”他敏锐地看到,将这些顶级的智力资源与地方发展需求深度融合,就能爆发出超越物质投入的巨大能量。

作为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倡导者,厉老在毕节的指导始终贯穿着鲜明的“市场”主线。他深知,“输血”解一时之困,“造血”才能筑长久之基。为此,他倡导并推动了超过五十项关乎发展根基的改革试验,旨在为毕节构建一个能够自我循环、持续发展的市场经济生态。

土地流转试点,让被束缚在零散地块上的农民得以解放,为农业规模化、现代化经营奠定了基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了权益,激发了农民投资自身资产的积极性;小城镇综合改革,旨在打通城乡要素流动的壁垒,为城镇化发展探路;国有林场改革,则在守护“绿水青山”的同时,探索将其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路径。

其中,最为人称道的当数2007年他提出的“披金挂银”倡议。“披金”,是建议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本地有潜力的产业;“挂银”,则是推动成立村镇银行,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的空白。这一构想于2008年9月结出硕果——总资本达5000万元的“毕节发展村镇银行”正式挂牌,成为贵州省首家村镇银行。多年来,这家银行始终坚守支持“三农”及中小企业的定位,犹如一条金融毛细血管,将信贷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和小微车间,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真正实现了“金”落产业、“银”惠民生。

厉老对毕节的贡献,远不止于解决当下具体问题。他更重要的使命,是为这片土地谋划一条可持续的、跨越式的发展道路。在2008年于毕节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上,他系统地提出了“次发达地区的后发性优势”理论。

厉以宁条分缕析地向毕节的干部们阐述,毕节这样的地区虽然暂时落后,但拥有土地、劳动力、矿产乃至生态旅游资源等要素优势,更关键的是,可以直接利用最新技术,实现跳跃式发展,不必重走发达地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他强调,发展循环经济是发挥后发性优势的必要条件,这不仅是克服环境压力的手段,更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一系列高瞻远瞩的观点,为毕节干部打开了思想的天窗。他们意识到,落后不等于被动,优势可以创造。厉老的理论,为毕节此后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循环产业,果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并升级技术工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和行动自信。

虽然厉老已离我们而去,但他播撒在毕节的经济学思想种子,早已破土成苗,郁郁葱葱。他曾倾注心血的村镇银行,已成为毕节农村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推动的土地产权改革,为今天的农村产业革命和乡村振兴铺垫了基石;他倡导的“社会资本”运作模式,让多党合作助力地方发展的机制愈发成熟高效。

今天的毕节,摆脱了“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落后标签,与全国一道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正昂首阔步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回望这条蜕变之路,厉以宁先生的身影清晰而伟岸。他以经济学家的理性与谋略,为毕节设计了一系列关键的经济改革方案;更以其民盟领导人的情怀与担当,为毕节注入了宝贵的社会资本与合作精神。

他对毕节的经济贡献,已然超越了具体项目和政策,升华为一套融合了市场化理念、多党合作智慧和可持续发展观的发展哲学。这套哲学,不仅深刻改变了毕节的经济面貌,更塑造了这里干部群众的发展观念,持续滋养着这片土地,推动着它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健前行。厉以宁这个名字,已与毕节的青山绿水融为一体,成为这片热土奋斗史诗中,一段不朽的传奇章节。

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实验学校的操场上,一架架航模飞机在孩子们欢呼声中冲向云霄,这些翱翔的飞行器,承载着一位经济学家长达二十年的深情。

“五、四、三、二、一,发射!”2024年5月,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实验学校,全体师生的倒计时声震云霄。随着一枚火箭航模划破天际,孩子们的惊叹声与欢呼声瞬间引爆了整个校园。这不仅仅是一场航模表演,更是一所山区小学二十年蜕变的生动注脚。

阳光下,战斗机航模在专业老师的操控下,时而急速爬升,时而翻滚回转,每一个动作都精准而优雅。六年级学生王明睁大了眼睛,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瞬间:“我从没想过航模可以这么酷!以后我也想设计飞机。”

这场震撼人心的表演,源自民盟浙江省委会的捐赠。他们不仅带来了精致的航模飞机,更带来了科技的种子。而这份礼物的背后,是一段延续了二十年的深情厚谊。

2004年3月,厉以宁以中央智力支边协调小组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的身份,踏上了毕节的土地。那时的毕节市乌蒙山区,过去贫穷落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更别说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了。

当时许多学校办学条件十分艰苦。“以前的教室很简陋,一块黑板,课桌破烂,一个老师教一个班,唯一的教学用具是粉笔。”考察中,毕节的教育状况引起了厉以宁的重视。

“当时很多孩子要走两三个小时的山路来上学,中午就吃一个冷土豆。”回忆起当时的教育现状,七星关区年长的教育工作者依旧记忆犹新。

这次考察深深触动了厉以宁。2004年7月,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将所获第十五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的300万日元奖金全部捐赠给毕节,用于兴建一所希望小学。他特别嘱咐,这笔钱要直接汇到毕节,并亲自参与选址,最终确定了校舍破烂不堪、已成危房的德沟小学。

2006年初夏,新校舍落成。在简朴而隆重的落成仪式上,厉以宁和夫人何玉春接受了孩子们献上的红领巾。当厉老挥毫题写“互爱、互信、互助”的校训时,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而最让人动容的,是厉老揭晓校名“宗琳”含义的时刻——“宗”和“琳”分别取自夫人何玉春和厉老母亲名字中的一个字。

“当时我们都愣住了,厉老说,他要把对母亲的爱和怀念安放在毕节。那一刻,我们明白了,这不仅仅是一所小学,更是一个经济学家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寄托。”当时的一位毕节工作人员回忆道。

“宗琳小学”的建立,如同一颗种子,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厉以宁始终倡导的“人是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点”的核心哲学,在这里转化为具体的育人实践。

从最初的6个班级、187名学生,到如今的42个教学班、2100余名学生;从仅有一栋教学楼,到拥有标准化实验室、计算机教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图书室的现代化学校;从仅能开展基础课程,到开设航模、编程、舞蹈、书法等二十余个社团——宗琳小学完成了它的第一次蜕变。

2018年,随着毕节城市化进程加快,学校迎来了第二次飞跃,正式更名为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实验学校,并扩建了新校区。但无论校名如何更改,校史馆里“毕节宗琳小学”的牌匾始终被精心保存,厉以宁题写的校训依然在每个教室的黑板上方熠熠生辉。

“我们始终记得厉老的嘱托。”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教育的本质是成就每一个独特的生命。学习是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最好的自己,修养是为了积淀生命的精彩。”

这种理念在今天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在民盟烛光图书室,孩子们可以畅游书海;在科技教室,他们动手组装航模、编写程序;在音乐教室,稚嫩的歌声随风飘扬。

如今,走进毕节市七星关区第五实验学校,崭新的教学楼、标准化的运动场、先进的多媒体教室,无不诉说着这所山区学校的巨变。但更令人感动的是孩子们眼中的光芒——那是求知的光芒,是希望的光芒,是梦想的光芒。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厉老当年点燃的星星之火,如今已成燎原之势。

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宗琳小学已成为历史,但厉以宁的教育理念却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从简陋教室到现代化校舍,从一支粉笔到航模飞天,从解决温饱到追求素质教育,这所学校的变迁正是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缩影。

站在学校新建的科技楼顶,俯瞰整个校园,操场上的孩子们正在为下一轮航模表演欢呼。不远处,厉以宁亲笔题写的“互爱、互信、互助”六个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这颗名为“宗琳”的种子,经历了二十年的雨露滋养,已长成枝繁叶茂的大树。它不仅荫庇着一代代学子,更在中国教育的大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蜕变故事,更是一个国家执着于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最美诗篇。在这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教育的光芒正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梦想,让他们能够如航模一般,蓄力、腾空、翱翔,飞向属于自己的广阔天空。

乌蒙山区,人才星火,可以燎原。

2003年10月,北京深秋,北京大学一间办公室里,73岁的厉以宁教授会见了来自贵州毕节的考察团。面对毕节地委书记赵友良一行,这位刚刚接任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的经济学家郑重承诺:“既然组织上任命我为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就应该做一些事情。”

这句朴素的承诺,开启了这位著名经济学家与西南贫困山区之间一段长达二十年的人才培养情缘。

1988年,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建立。然而,人才短缺成为制约发展的主要瓶颈。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普遍综合素质不高,谋发展、带发展的水平与试验区改革发展的需要不匹配。

那时的毕节,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工作机制不完善,如同一道道枷锁,束缚着这片贫瘠土地的发展脚步。

2004年3月19日至24日,厉以宁首次以专家组组长身份率团赴毕节考察。

这位常年穿梭于高校讲堂和国家级会议的经济学家,深入乌蒙山区腹地,进行了为期6天的考察、调研、讲学和项目洽谈。

在与毕节四大班子领导座谈时,厉以宁一针见血地指出:“要加快毕节地区的发展,关键在人。”他当场提出两项具体计划:协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派出“百人教授团”赴毕节学院讲学;协调天津泰达集团赞助,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办毕节干部培训班。

返京后,厉以宁立即行动起来。他利用自己在教育界的影响力,联络协调北京大学,组建了“百人教授团”,分期分批到毕节学院开展专题讲座。

这些平日里只能在北大校园里听到的课程,如今翻山越岭,来到了偏远的乌蒙山区。

顾问组还安排专家刘勇教授受聘担任毕节学院岩溶山区生态建设研究所所长,期间举办了10余场专题讲座,牵头拟定申报国家“十一五”攻关课题项目建议书,显著提升了学院的科研水平。

厉以宁还积极牵线搭桥,联系台湾尹衍梁先生每年出资40万元在毕节学院设立“光华奖学金”,用于资助学习成绩优异的毕节学子。

2004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内,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举行。“光华-泰达-毕节领导培训项目”正式启动。这个由厉以宁亲自协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天津泰达集团、毕节地区签署三方协议共同推进的项目,旨在为毕节培养一批经济管理人才。

首批学员是毕节地区的几十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和部分后备干部。在短短的两周时间里,他们研习了光华管理学院量身设计的12门课程,包括中国宏观经济、政府职能转变、农业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等,随后在天津技术开发区进行了12天的业务实践。

随着项目培训的深入及效果显现,“光华-泰达-毕节领导干部培养项目”获得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中央、天津市委、贵州省委等的大力支持。

2005年5月和2006年5月,第二期、第三期培训项目相继成功举办。三期项目共为毕节地区培养了一批高级经济管理人才。这些干部在其后的时间内,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推动毕节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更为可贵的是,该项目为毕节地区人才培训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模式。此后,毕节地区开展了多种类似的培训,成为各级干部提升业务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渠道。

二十载光阴流转,厉以宁教授当年播下的人才种子,已在乌蒙山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从“光华-泰达-毕节”项目走出的干部,已成为毕节建设的骨干力量;而“百人教授团”和“光华奖学金”则见证了这位经济学家对一片贫困土地的深情厚谊。

人才蔚,事业兴。毕节试验区的沧桑巨变,正是从这人才建设的点点滴滴开始,汇溪成流,聚流成海,终成澎湃之势,推动着这片土地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

2005至2006年,毕节正处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城乡发展转型升级、试验区建设提质跨越的关键时期。群山环抱中,一场场思想的春雨正悄然浸润着这片土地。厉以宁教授赴试验区例行考察期间,为当地干部带来了两场讲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与“新型工业化道路与新农村建设”。站在国际经济学视野的高峰,厉以宁以深邃的洞察力,将全国经济社会发展脉络与毕节实际紧密结合,为试验区“开发扶贫、生态建设、人口控制”三大主题的实践注入了全新活力。

当时的毕节,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因历史与地理的制约,长期陷于贫困与生态恶化的双重困境。厉以宁的讲座,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干部们的思想枷锁。他提出,毕节必须跳出传统发展模式的窠臼,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突破口,通过制造业的振兴激活内生动力,以就业扩大实现民生改善。这些观点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基于对区域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他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不能仅靠外部输血,更要学会自我造血。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活力的源泉,制造业是就业的稳定器,而生态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在担任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及总顾问期间,厉以宁不仅指导改革,更将市场经济理论与地方实践巧妙融合。他强调,毕节的发展必须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将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融为一体。在他的推动下,试验区开始大力探索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培育特色产业,并逐步构建起以市场为导向的扶贫机制。许多干部回忆道:“厉教授的到来,让我们意识到,发展不是蛮干,而是巧干;脱贫不是短期工程,而是长期战略。”

2008年9月19日,第二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在毕节召开。这场论坛作为试验区成立20周年的重要活动,汇聚了国内顶尖学者与地方实践者。厉以宁在题为“次发达地区的后发性优势”的发言中,系统阐述了贫困地区实现跨越发展的可能路径。他指出,次发达地区虽面临基础设施薄弱、资本匮乏等挑战,却拥有土地、矿产、劳动力等资源优势,以及更广阔的市场潜力。更重要的是,这些地区可以跳过传统工业化的漫长阶段,直接拥抱新技术,实现“跳跃式发展”。

“后发性优势不是等待机遇,而是创造机遇。”厉以宁强调,毕节这样的地区应当借鉴发达地区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环境污染的覆辙,转而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将生态劣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他提出,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劳动力素质、优化投资环境是释放潜力的关键。这一理论不仅为毕节指明了方向,更成为全国贫困地区发展的参考范本。论坛现场,一位当地企业家感慨:“厉教授的话让我们明白,落后不代表永远落后,只要找准路径,青山绿水也能变成金山银山。”

在厉以宁的理论指导下,毕节试验区开启了一场深刻的自我革新。非公有制经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制造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就业岗位逐年增加。曾经荒芜的山坡被光伏板覆盖,传统的种植业转向生态农业,旅游资源被精心打造为特色品牌。更令人欣喜的是,毕节逐渐摸索出一条“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的道路,森林覆盖率显著提升,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厉以宁提出的“循环经济”理念,在毕节的实践中结出硕果。例如,当地一家企业利用废弃农作物生产生物质能源,既解决了污染问题,又创造了经济效益;另一个村庄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这些案例生动证明,后发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创新实现“弯道超车”。一位基层干部总结道:“厉教授的理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能落地的行动指南。他让我们相信,发展不必牺牲环境,致富不必放弃传统。”

如今,毕节已从昔日的贫困山区蜕变为贵州乃至全国脱贫攻坚的典范。2020年,毕节彻底告别绝对贫困,地区生产总值持续增长,生态环境显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升。这一切成就的背后,离不开以厉以宁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长期以来的智力支持。他们不仅带来了前沿理论,更以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务实精神,为毕节注入了发展的活力。

厉以宁等专家的贡献,超越了具体政策的指导,更体现在对地方干部与群众思想观念的深刻影响。他们让毕节人认识到,发展是一场需要智慧与耐心的长跑,而科学理论是这场长跑中最可靠的“导航仪”。今天,毕节的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生态保护等工作,依然延续着当年奠定的思路——发挥后发优势,坚持可持续发展,注重创新驱动。

从荒山秃岭到绿水青山,从温饱不足到全面小康,毕节的蜕变是中国贫困地区发展的缩影,也是一代代人才智慧的生动诠释。厉以宁等专家留下的不仅是理论成果,更是一种精神财富:唯有以科学为舵、以实践为帆,才能在发展的浪潮中行稳致远。展望未来,毕节正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而这一切,都始于那些在群山深处点亮的思想星火——它们至今仍在燃烧,照亮前路,永不熄灭。

来源:贵州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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